鄭鴻生:解嚴之前的海外臺灣左派初探

鄭鴻生

一、前言:從一九七○年代的保釣運動談起

台灣一般人對保釣運動的印象,除了這幾年來不時有從北海岸出發前往釣魚台列嶼的保釣船,與日本海上保衛廳的艦艇發生衝撞而引來一些媒體關注之外,就是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的一場愛國運動。當年的參與者,所謂老保釣,如今也都過了耳順之年。從2009年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辦的保釣文獻會議,到2011年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會議,我們在現場看到的確實主要是一群六、七十歲,頭髮花白,不少已經退休的老留學生、老學人,其中大半還是理工科出身的。這些人雖然已過耳順之年,然而發起言來的情感與氣勢卻都還不輸時下憤青,可以看出這是一場青年運動對參與者一生的衝擊與影響,讓他們在生命的深層還保留著青春狀態。所以說,保釣運動是遠遠不能被政治的、愛國的概念來框限住。這是本文要探索的其中一個面向。

1987年解嚴之前,海外台灣留學生具有群眾性質的政治運動主要發生在北美洲,一個是台灣獨立運動,另一個即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基本上是以右傾的親美反共思想為其意識形態,雖然有左派台獨存在,但只是整個台獨運動裡的邊緣分子。相反的,保釣運動一開始就有受到社會主義啟蒙的左派學生參與其中,成為最大的主導力量,並且還將運動轉化為中國統一運動。而當時中國正是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成為全球青年進步運動的理想標竿,因此當年很多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不僅曾經被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猛烈衝擊,還受到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可以說約略同時在一九七○年代初發生的這兩個台灣海外留學生政治運動,是台灣戰後新生代來到美國留學之後,一左一右的兩個運動。從這個觀點來看,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保釣運動就不只是一場愛國保土運動,更是一場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左翼啟蒙運動。

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保釣運動隨著轉化成統一運動。就像五四運動,它起源於一場學生愛國運動,這個「國」原初是一個廣義的中國,但接著保釣高潮而來的冷戰局面的巨大變動,在1971年9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的國是會議之後,這個中國就由中國大陸來代表了。由此,海外保釣運動遂轉化成為中國統一運動(簡稱統運)。於是這個原初的、較為素樸的愛國運動就帶上了左翼的色彩,這幾乎是20世紀第三世界知識青年尋求國家自主與民族解放的命定途徑。

這樣的一種左翼的愛國運動,或說民族解放運動,基本上有著兩個特質:其一是反帝,其二是社會改造。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一九七○年代的情境下,就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及其對第三世界的侵凌,而尋求國家的主權獨立。第三世界的社會改造就是認為原來抵抗不了列強侵凌的、落後的、反動的社會政經體制,必須經過徹底的改造而走向前瞻的、現代的、真正民主與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當然不是美帝所代表的政經體制與意識形態所能提供,因此必須另尋出路。從保釣到統運之路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左轉過程,一方面反抗美帝將中國領土釣魚台私相授受給日本(一個前帝國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主權獨立與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則提供了追求理想社會的另類藍圖。

從保釣到統運,在幾乎整個一九七○年代吸引了很多台灣赴美留學的知識青年,不少人以身相許,成為他們一生中抹滅不了的青春激情,因此我們今天還能在四十年後看到這些人重新聚會、相濡以沫。[1]

1970年底開始的海外保釣運動,在1971年9月轉化成統一運動,然而這股動力在1976年文革結束後開始衰退,而在1979年鄧小平採取反向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更失去了原初的動力,遂沉寂下來而進入尾聲。之後又隨著中國大陸的改弦更張與蘇東集團的解體所帶來的全球左翼運動的大退潮,於是這個涵蓋整個一九七○年代的廣義的海外保釣運動的左翼內涵也逐漸模糊,抽象的「愛國」幾乎就成了如今回顧的刻板印象。

然而正如五四運動有其多重的面向與豐富的意涵,而不能刻板地被限定在愛國運動的範疇,保釣運動也有其多重的面向與發展。首先,保釣運動不只發生在海外,也在台灣與香港爆發而且各有著深遠的、多於愛國運動的影響。保釣運動在台灣的部分,我在十年前出版的《青春之歌》一書,記錄了1971年到1973年台大學生的保釣學運過程,今年我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理想還在召喚」的會議上也發表了〈七○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珍貴資產〉一文,闡述當年台灣保釣運動的多面性,以及對那一整個世代人的影響。這一部分在此就不再多言,本文要講述的是一向較少言及的保釣運動背後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不會對中國大陸的政策言聽計從,而較為強調台灣本身解放力量的「海外台灣左派」的來龍去脈。

台灣留學生的海外保釣運動轉化成統一運動之後,基本上只能在海外華人與留學生圈子裡活動,較難在台灣本土有著力點。但是這裡要講的這支海外台灣左派則有著另一番光景,首先它胎動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其中部分人士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成為影響釣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它也從釣運人士中吸納更多新血。在海外釣運/統運沉寂之後,這股擴充後的力量繼續面向台灣,不僅從一九七○年代就開始奮力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並在一九八○年代之後也成為促成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力量。可說從六○年代初活躍到台灣解嚴的八○年代末,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海外台灣左派是一個概括性的稱呼,這群人除了思想上受到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的影響外,還有幾個特點:

  • 台灣解嚴前,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包括上了黑名單,甚至被吊銷護照,或因學業尚未完成,基本只能在海外活動,尤其在美國。
  • 他們不以「民族本位」來思考問題,但基本上也不質疑自己的中國人的身分,並且基本肯定從辛亥革命到四九年解放的中國現代革命道路。
  • 他們認為台灣問題以及更大的整個中國的問題必須放在相對於歐美日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來檢視。
  • 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獨是條出路,因此不屬於台獨左派(但有少數台獨左派也源自這群體),但對台獨運動的發生抱著歷史性的同理心。
  •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在如何統一的看法上。基於對台灣曾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以及那時正作為美國保護國而位居冷戰前線,這兩段歷史特殊性的理解,他們認為台灣不能只是等待祖國的解放,必須發展出自身的社會解放力量。就是說,必須有台灣人民積極參與在內,才是最理想的統一與解放。

當然這樣的看法與立場並非那般涇渭分明。由於他們基本「面向台灣」,認為台灣社會在經過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左翼肅清之後,必須有自身左翼力量的重生與茁壯,因此他們與海外統運和台獨左派之間也就存在著一些模糊空間。

在這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由於發生過多次歷史性的變局,這批海外台灣左派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形勢,而有著不同的課題與行動。同時也陸續有新到的年輕台灣留學生加入,確實能呈現出一個上下傳承的線索與特質,可讓我們稱之為海外台灣左派。因此以歷史性事件為綱,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幾個時期:保釣前的六○年代、釣運/統運的七○年代以及後釣運/統運的七○年代。在分別敘述這幾個時期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當年的時代背景。

二、解嚴之前台灣留學生的時代背景

(一)大批來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

海外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在一九七○年下半開始醞釀發展,在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達到最高潮。那天估計有2,500人參加,其中3/4來自台灣,1/4來自港澳。這是個不得了的數字,北美洲各地的台港澳留學生那時總共二萬多人,當然參加者也包括一些已經畢業工作的學生和各地華僑。在那經濟並不充裕的年代,他們必須包巴士、搭飛機,或者開車,很多是遠從西海岸或加拿大,在4月10日那天聚集到華盛頓首府來。而不克趕赴華府的也在各地舉行數百人之眾的示威遊行。可見這個運動在北美台港澳留學生界影響之廣。

一九七○年代之初會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爆發這麼一個影響到那一整個留學生與留美學人世代、強而有力的保釣運動,是有其當時的特殊背景。不只保釣運動,與它同時同地同一個留學生與留美學人社群也興起了台灣獨立運動,幾乎是與釣運/統運平行發生與發展。

要理解這個現象必須回到當時的全球冷戰局勢與台灣在其中的位置與角色。海外保釣運動醞釀於1970年底,也就是說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是在一九六○年代來到美國留學的。到了一九七○年代下半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還在修學位的)已經超過三萬人,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數目中是數一數二的,另一個留美學生很多的國家是伊朗。這些留學生大半都不是富有權貴家庭出身。就是說不是自費或公費留學,而是靠美國大學的獎學金來到美國。當時美國願意提供大量的獎學金名額給這兩個國家,當然有其特別考量的動機,而這兩個國家能產生這麼多的留美學生當然也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及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美國為何願意提供巨額獎學金給第三世界國家?道理很簡單,首先是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派,再來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來為美國工商業服務。大凡每個大帝國都有這種雄心氣魄來這樣操作,不須多做闡述。問題在於為何選擇台灣?這就要看一九五○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冷戰局勢中的位置與角色了。

台灣當時一方面作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第一島鏈中的關鍵一環,另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國的中國人自居。中國大陸的「赤化」以及韓戰時帶給美國軍隊巨大的災難,一直是美國戰後難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栽培親美的中國人就成了美國在韓戰以後的重要課題,而這時能夠被栽培的中國人就主要來自台灣,因此大量的獎學金名額就開放給了台灣的學生。這是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發生時,為何會有那麼多台灣留學生的國際政治背景。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中美關係解凍,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的一九八○年代為止。

(二)戰後台灣教育的普及化

台灣當時也適時能夠提供這麼多夠格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來到美國留學。這除了有中國社會傳統上就重視子女教育這因素外,就主要來自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政策了。

我與先父是同一個中學──台南一中──畢業,差別的是他是在日據時期(1935年),而我是在國府時期(1969年)。我就讀台南一中時,每一個年級有20個班,每個班平均50個學生,就是每個年級有1,000個學生。而父親畢業時他那一年級總共畢業了85名,分成兩班。每個年級不超過100人,不到一九六○年代台南一中學生的1/10。何況日據時期全台灣給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屈指可數,每個學校又只有這樣的學生數目,可說是菁英教育了。到了一九六○年代台灣的中學在國民政府普及化的平等教育政策下,都已經成了平民化的中學校。

隨著中學畢業生數量的增加,公私立大學也急速擴展。我們可以從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台灣各級學校的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學畢業生升上初中的升學率是38.6%,我小學畢業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學畢業的1973年則增為83.7%;而1951年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升學率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1966年則增加到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4.5%,而在1975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30.4%。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16萬人,1963年增加到45萬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萬人;其中當屆中等教育畢業生在1951年是3萬6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1969年則增加到27萬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1951年是12萬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萬8千人,有七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一九五○年代開始的普及化教育後,到了一九六○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已是個不小的群體。(參見表一)

表一:台灣五○到七○年代中小學教育普及率的變化

年份 1951 1963 1966 1969 1973 1975
升學率:小學升初中 38.6% 54.0% 59.0% 75.5% 83.7% 89.5%
升學率:初中升高中 57.3% 73.3% 75.8% 83.2%
中學畢業以上人口 8% 14.5% 15.8% 24.5% 27.8% 30.4%
各級學校應屆畢業生總人數 16萬人 45萬人 55萬人 70萬人 89萬人 95萬人
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人數 3.6萬人 27.7萬人
中等學校在學生人數 12.8萬人 102.8萬人

資料來源:《歷年度各級教育簡況》(教育部統計處,2008)和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經建會,1983)。

來到一九六○年代,雖然台灣經濟已經開始發展,但經濟結構並沒能夠容納得下逐年增加的大學畢業生。然而這些大學畢業生卻有了一個新的出路,即是前往美國留學。美國也就在這個時候基於全球戰略布局,而提供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大量的獎學金名額。

(三)留學美國成為台灣青年的出路

美國對台灣戰後一代的知識青年而言本來就非陌生之地。一九五○年代開始,美國繼日本成為台灣的宗主國之後,美國的影響在台灣全面展開。戰後知青一代都不會忘記那時各地設立的美國新聞處的吸引力,以及他們辦的《今日世界》雜誌與出版的圖書所提供的精彩內容;也不會忘記這些影響在一九六○年代成為用來反抗國府威權體制的思想工具。

於是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在國府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體制下遂大批地進入大學,而在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之後,又順理成章地大批地接受美國大學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這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情況,那時主要的留學國就是美國,很少人去歐洲或日本。於是這一批台灣留學生在美國遂形成一股不小而多樣的力量。

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大約從一九五○/一九六○年代開始大量的前往美國留學,然而一九八○年代之前留學生學成回台的比例甚低,大半都在美國就業定居下來。這種有去無回的情況當年還引來了一句調侃的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因為出國留學的以台大畢業生最多。於梨華也寫過《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與《會場現形記》[2]等小說,來探索這批羈留北美洲華人知識分子在大洋兩岸間的情事。當然剛開始時台大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最多,因為它本身成立早,學生也多,但到一九七○年代之後,來自其他學校的也不亞於台大的了。

基本上到了一九七○年代,只要大學成績不差,畢業服役之後無須馬上承擔家庭經濟責任的男生(就是說小康之家即可),又有出國留學的強烈動機,總是可以想方設法來到美國留學,而申請美國大學獎學金雖是最佳的途徑,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但其他方式也不少。那個時候即使沒能拿到獎學金,在美國打工的機會很多,移民檢查寬鬆,只要有心,半工半讀就能在美國社會混下去。過後要解決身分問題,基本上都不是難事。當然獎學金是個重大資源,讓你無須半工半讀,有餘裕從事很多課外活動。因此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除了循規蹈矩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所修學位的之外,還有不少身分不明的、跳船的、退學的、居留過期的,或因被國府吊銷護照而成為黑戶的,構成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社群的一片熱鬧景象。

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界還有另一個特點,在當時中國人的共同認同下,他們與港澳留學生是互通聲氣的。此外各大都會區都還有唐人街/老華僑社區,也成了台灣留學生各種活動或運動的場域。

(四)世局遞嬗與留美學生的變化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的人數與活動的高峰是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前半,而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由於中美和解,加上中國大陸採行改革開放政策,美國的大學遂開始把原先撥給台灣學生的名額逐漸轉給大陸學生了。這對美國的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們如今可以直接從中國大陸的學生吸收人才,培養親美派了。而同時台灣由於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家庭可以負擔得起自費留學的費用;而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也不再那麼狂熱於出國留學,即使出國也有更多選擇與競爭國度,例如英國、德國、澳洲、日本等。此外,台灣留學生界二、三十年來熱烈的政治活動,也因1987年的解除戒嚴而重心轉移,海外不再成為反對活動的主要場域。

如此,在一九九○年代之後,美國台灣留學生社群的熱鬧景象遂被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取代,何況那又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項數據可以幫忙說明這種情況:2002那一年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中,印度與中國大陸是人數最多的兩個國家,都在六萬人以上,台灣掉到第五名,不到三萬人,其中還包括很多高中畢業去讀大學部的,與前一世代有著極為不同的組成。[3]

前面提到一九七○年代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人數是數一數二,而另一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則是伊朗。伊朗的情況和台灣頗為類似而更極端,首先那是巴勒維時代的伊朗,1953年巴勒維在CIA的幫助下奪回政權之後,將伊朗建構成一個親美政權,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在西南亞的一個重要戰略據點。由此,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也有大批伊朗子弟來到美國留學,在巴勒維王朝垮台前夕的1979年曾有超過五萬留學生在美國的紀錄。他們的社群也孕育著有如台灣留學生界那般的政治氣氛,對伊朗祖國有著深沉的關懷和激進的行動。

伊朗留美學生界也在一九八○年代之後如同台灣留學生界一樣,由於一個政治局勢的轉變而人事全非。那是發生在1979年的柯梅尼革命,推翻巴勒維,出現一個全新的、反美的穆斯林政權。此後美國大學校園難得見到伊朗學生,在新世紀甚至掉到2,000人以下,美國也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一個小伊朗,可以繼續用來栽培親美伊朗人了。於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後,印度與中國大陸就取代了伊朗和台灣,成了在美國人數最多的外國留學生群了。

可以說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在全球冷戰的高低潮變化中,前後熱鬧了將近三十年,而這一切都與世界局勢的變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所要探索的海外台灣左派的演變,即與這三十年的世局遞嬗息息相關。

三、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衝擊

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這麼多的台灣留學生匯聚到美國,照理應如原初設計,不管回到台灣還是留在美國,都會接受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走上一條親美的道路。實際上確實也達到了大半的功效,台獨運動即是其中一個收穫。戰後新生代親美的台獨運動從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在美國興起,至今不衰,並且作為美國左右兩岸關係的一顆棋子,而成為影響台灣政局與兩岸局勢的巨大力量。

然而作為與美國主流價值十分搭調的台灣獨立運動,只是台灣留學生的一方風景,另外卻也有一大批留學生反而意想不到地受到六○年代全球性青年造反運動的深刻影響,而走上對美國霸權及其價值的反思與反抗之路。美國社會在一九五○年代歷經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後,戰後新生代在進入六○年代時即開始反思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及其在全世界的霸權角色。

(一)從黑人民權到反越戰

美國戰後的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從1955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罷乘種族隔離公車行動」開始,到1960年在北卡羅萊納州葛林斯堡一家百貨公司飲食部的「種族隔離區強坐行動」(Sit-in),1963年8月金恩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我有一個夢〉的演說,而在1968年的《民權法案》達到最高潮。與此密切相關的「校園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也在1964年底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爆發。

而美國大舉介入越南戰場更是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1963年開始就有和平運動者開始抗議美國介入越南戰場。1964年8月美軍在越南外海製造東京灣事件,詹森總統藉此從國會取得出兵權,更大舉出兵越南,隔年就達到30萬兵力。又為了增兵越南,開始大規模徵兵,於是引發美國青年的抗議,尤其是也被列入徵兵範圍的大學生。

於是從1965年開始,反越戰運動迅速在全美各地蔓延,尤其是各個大學校園。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也相繼組成,像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與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一九六○年代的下半期隨著越戰的升高、美軍傷亡的日趨慘重以及美軍在越南農村的暴行,例如1968年的美萊村屠殺事件(My Lai Massacre),反越戰運動遂進一步與黑人民權運動合流,成為要求改變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與體制的兩大重要推手。美國的大學校園遂成為這個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主戰場。學生不只遊行,還發動罷課,占領行政大樓等等,並且把各種社會團體如婦女、宗教、工會等社團全都捲了進來。反越戰運動並且擴大到全國政治層次,1968年8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用來提名當年總統候選人)在芝加哥舉行,會場被反戰示威群眾包圍,芝加哥市長出動了三萬名以上警察與國民兵強力鎮壓。

騷動的校園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年代,衝突越發激烈而血腥。例如1970年5月4日發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軍射殺四名反戰示威學生事件(Kent State Massacre),以及十天之後的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州立大學的學生示威活動中,警察射殺二名學生(Jackson State Killings)。這一連串的兩次校園射殺事件引來全國民意的反彈,並引發了首次大規模的全國學生大罷課。這些流血抗議終於迫使尼克森政府開始考慮退出越戰。直到1973年初,南越、北越、越共與美國四方人馬簽訂巴黎和平協定,美軍逐步撤出越南之後,反越戰運動才進入尾聲。

(二)從巴黎街頭到美國黑豹黨的左翼旗幟

從一九六○年代初到一九七○年代初的這段以美國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為主導的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也同時在其他國家發生,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其中1968年5月在法國爆發的學生運動與接著而來工人運動及其全國大罷工,更是成為其他國家青年運動的標竿。

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不僅是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高峰,也是六○年代全球進步左翼風潮的象徵。在保守反共的一九五○年代之後,1959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正是挑戰美國為首的冷戰秩序的濫觴。一九六○年代初中蘇共公開決裂,隨後在1963到1964年間,兩國更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展開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抨擊蘇聯的霸權路線與僵化的官僚體制,構成有名的「九評」。這些都在為落後國家提出一個有別於美蘇兩大強權及其體制的另類出路,給全球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左翼力量極大的鼓舞與啟發。尤其是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後,對左翼人士而言更證明了蘇聯道路的不可行。

在這種變局下,中國大陸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青年運動的熱潮中,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遂成了極吸引人的號召。「毛派」於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從此形成一股實在而不可輕忽的力量。

而美國社會反動保守勢力所構成的阻礙,也讓民權運動裡的一批人士激進化,有人遂喊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號,採取有別於馬丁路德金恩溫和路線的非和平的手段,來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利。其中最有名的即是主張左翼革命路線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Malcom X及其黑色穆斯林(Black Muslims)。他們都遭到FBI的殘酷鎮壓。這條路線後來產生不少激進小團體,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還在活動,例如1974年發生的進行都市游擊戰的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綁架赫斯特報系老闆女兒事件。

左翼力量在一九六○年代的復興還配合著文化上突起的青年叛逆風潮。從美國的花童(Flower Kids)、嬉皮(Hippies)運動,與民權/反戰緊密相繫的抗議民歌(如Pete Seeger、Joan Baez、Bob Dylan等),英國的搖滾樂如披頭四、滾石,到法國的新浪潮電影,以及其他文學、繪畫與戲劇上的各種前衛藝術,所在都有。這些文化上的叛逆風潮一路影響到流行消費層面,例如披頭四的歌曲,男性留長髮,幾乎是在全面挑戰美國在戰後建立起來的保守反共僵硬虛偽的中產階級價值體系。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這些戰後新生代的青年「反文化」風潮遂與風風火火的社會與政治運動合流並進,形成我們今天所謂的「六○年代」。

(三)左翼思想在海內外台灣青年中的的復甦

處於冷戰陣營前鋒的六○年代台灣,雖然仍在國府嚴厲的戒嚴體制之下,但由於政治上的親美立場,美國文化及其「反文化」遂也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源源流入。正式的管道有全用英語發聲的美軍電台(AFNT,即ICRT前身)和美國新聞處及其中文刊物《今日世界》與出版社;非正式的則來自各種媒體,包括進口的刊物如《時代周刊》與《生活畫報》、電台的熱門音樂、外文書店等。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自行引進的各種資訊與觀念,配合著台灣在一九六○年代的文藝出版與創作盛況。

於是開始了美國文化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各種叛逆的訊息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飢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青年知識圈,直到七○年代。[4]

六○年代台灣知識青年接受歐美青年造反的反文化運動影響還只是間接的,當時在美國校園的台灣留學生就直接受到衝擊了。有當時的留學生回憶說他是在校園罷課的烽火硝煙中完成博士學位的。六○年代有機會到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可以說是親身體驗到美國大學校園的動蕩與爭論以及社會的問題。這對很多來自反共戒嚴體制思想禁閉下的台灣知識青年,是個大開眼界的機會。很多當年的留學生都曾回顧說:留學之前他們把美國奉為理想社會的標竿,而六○年代的民權、工人與反戰諸進步運動才讓他們驚醒,不僅開始對美國社會體制進行反思,也開始擺脫美國的霸權意識形態來重新認識被妖魔化的中國大陸。這是台灣留美學生思想轉變的環境與契機,由此開始了台灣戰後新生代在海外尋找另類出路,而重新串起左翼連線的歷史性集結。

此外他們在美國還有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環境。美國在度過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之後,在五○與六○年代之交興起了一股重新關注中國的熱潮,每個重要大學都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並收藏了大量有關中國的圖書,包括大陸出版的中文書刊。這些關於中國的大量圖書與報刊提供了台灣留學生一扇新的窗戶,一個有別於原來在台灣被灌輸的反共教育的新中國視野。不少有心的留學生就從這些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中得到左翼啟蒙與對中國的全新認識,並開始組織讀書會。

這些開始受到左派理論與實踐影響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不少是理工科的留學生,而數學系出身的更是自成一幫,後來不少人回到台灣隱身各個領域。文法科留學生受到左翼啟蒙的,則有不少是殷海光的學生或受其影響者。聯繫六○年代初期的中西文化論戰來看,在思想上可說是從自由主義西化派到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的大蛻變。

這些戰後第一批接受國府教育而後出國留學卻又開始左轉的台灣青年,有著極為不同的家世背景與學科訓練。例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讀哲學的台南人許登源,出身鐵路員工家庭,是殷海光當年所服膺的西方分析哲學的入門大弟子;其夫人桃園人陳妙惠是他台大哲學系同學。金寶瑜是公教家庭出身的旗人後代,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美國賓州的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取得經濟學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台北人陳若曦,出身小康家庭,就讀台大外文系時即與白先勇等一群同學共創《現代文學》,參與台灣六○年代的文藝創作風潮;其夫段世堯則是工科學生,外省軍人家庭出身,兩人都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還有其他留學生幾乎涵蓋了社會上的各個階層。

(四)蟄伏的六○年代左翼台灣留學生

六○年代的台灣,歷經五○年代對左派進行肅清的腥風血雨之後,基本上被塑造成幾乎是鐵板一塊的親美反共社會。左翼組織徹底崩解,左翼思想幾乎完全被消滅,而任何左翼的風吹草動即刻會遭來撲殺。面對這麼一個惡劣環境,來到美國後接受左翼啟蒙的台灣留學生在實踐上能有的選擇不多。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參加建設是其中很自然的一個,認為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了,台灣的解放就是迎刃而解之事;或說即使不能回台灣實踐,至少回祖國大陸參加建設還可以立即盡其心意。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在1965年參加他們在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個左派讀書會時,就已經決心回中國大陸。還有一些留學生也選擇同一條道路。

當然還是有新受左翼啟蒙的海外留學生試圖對島內有所行動與影響,但都功敗垂成。例如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陳玉璽在海外發表左翼言論,卻在1968年2月在日本暫留期間,被日本政府與國府合謀強制遣送回台,而被當局判處七年徒刑,後來在夏大師生的救援下減為三年,出獄後再回到美國繼續學業。那年稍後的5月台灣則發生了陳映真案,多人被捕入獄,也牽涉到已經來到美國的蒙韶、劉大任等受到左翼啟蒙的留學生。可以說,台灣這種對左翼的鎮壓還直接延伸到海外來。

於是這第一批左轉的海外留學生面對六○年代台灣在戒嚴下的嚴厲環境,除了選擇回歸社會主義中國像段世堯/陳若曦夫婦外,只能暫時羈留異邦靜待時機了,而又基於左翼重視理論的特質,不少讀書會被組織起來,研習理論,重讀歷史,理解世局,並且互通聲息,互相串聯,以待實踐契機之到來。

此外有一些個別海外留學生在接受左翼啟蒙後,選擇進到美國社會基層,甚至到第三世界去工作的。例如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的林俊義,在1971年透過門諾教會的安排到非洲肯亞從事教育工作,後於1975年回到台灣東海大學任教,並開啟台灣的環保運動。

於是在六○年代台灣如此嚴厲的環境下,不回去社會主義中國的,或不認同其為祖國的,幾乎就只能羈留異邦等待時機了,其中許登源、陳妙惠夫婦是必須提到的重要人物。許登源夫婦在1963年來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分析哲學,卻發現美國學院哲學系搞的是很專業的數理邏輯,與他們在台灣追隨殷海光沉浸在邏輯實證論的那種生命實踐的境界完全不搭嘎,大失所望。這時他們卻發現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收藏了很豐富的中國大陸出版的報刊與圖書,提供了與原先在台灣所接受的反共教育極為不同的思想資源,讓他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當代歷史,而發展出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嚮往,並重新思考台灣的出路。

而這時在全球左翼陣營裡還有一件大事發生,就是中蘇共的公開決裂與論戰。在1963到1964年間,兩國共產黨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展開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封公開信,抨擊蘇聯的霸權路線與僵化的官僚體制,即是出名的「九評」。九評帶給許登源夫婦極大的震撼與啟蒙,讓他們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革命與毛澤東的路線。接著柏克萊加大的學生運動也在這時爆發(1964年開始的言論自由運動),校園內左翼思潮澎湃。於是他們遂放棄了西方分析哲學,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並被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指路明燈的毛澤東思想所深深折服。陳妙惠於是轉讀圖書館系取得碩士學位,作為羈留美國的謀生工具。1965年許登源曾在蒙韶的引介下來到美國東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參加陳若曦夫婦的那個讀書會,帶領他們學習左翼理論。後來經由陳若曦,他們也認識了周大緒/金寶瑜夫婦。相對於段世堯與陳若曦的回歸社會主義祖國,許登源與陳妙惠選擇了暫留美國,等待回台實踐機會的來臨,這一選擇反映出六○年代海外台灣左派面向台灣,認為台灣社會亟需重建自身左翼力量的信念。

1966年10月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經過一番折衝終於回到北京,卻碰上文革熱潮,走了一條不曾預期的實踐之路。選擇留在美國的許登源夫婦則在同一年12月放棄柏克萊加大的學業,卻沒放棄回到台灣的可能,走上了一條與陳若曦不同的道路。夫婦倆遷移到美國東岸另起爐灶,陳妙惠找到圖書館的工作,許登源則到麻州大學讀取電腦碩士學位。而後許一邊在紐約一家銀行的資訊部門工作,一邊繼續深研左翼理論,結交同志,組織讀書小組,靜待實踐契機的來臨。於是在他們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同時關注大陸文革與台灣變化的圈子,如蒙韶、周大緒、金寶瑜、傅偉勳等人。其中蒙韶還是1968年陳映真案的漏網之魚,是陳映真讀書會的成員,在1965年出國後繼續與陳保持密切聯繫,而被當局列為同案分子。而當許登源與陳妙惠夫婦尚未離開柏克萊時,已經受到左翼啟蒙的劉大任與郭松棻也先後來到柏克萊加大就讀,延續了那裡的台灣左翼讀書圈子,劉大任還陪著許登源夫婦搭灰狗巴士橫貫北美洲一路串聯來到紐約[5]。或許我們可以說陳若曦與許登源代表的不同道路,與其說是在左翼思想上的差異,毋寧說是對生命實踐的不同選擇。

如此,讀書會成了羈留美國的台灣左派留學生這個蟄伏時期的主要活動。讀書會作為左翼分子的一種重要活動是有其馬克思主義的特性的,尤其對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講求的不只是對世間不平的道德義憤,不只是在堅持一個政治立場,也不只是在擁抱一個類宗教式的對理想世界彼岸的信念,而是在實踐中更知性地去認識人類社會演化的真相。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是科學的而非空想的社會主義,因此左翼分子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有著這麼一個強烈的知性要求,到了一九六○/七○年代,全世界的左翼理論書籍已是汗牛充棟,但是基本的經典還是大家必讀之物。

於是在海外台灣左派的圈子裡,讀書會的形式就一直延續到保釣運動前夕,並成為保釣運動的一股重大推力所在。幾乎在每所有眾多台灣港澳留學生的大學校園都有類似的活動,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等,奧斯丁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以及哈佛大學的廖約克、龔忠武等人的學習小組,當運動一來,都成為該地區甚至全美的保釣主力。

四、風起雲湧的七○與八○年代

(一)從保釣運動到美麗島事件的實踐場域

海外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於1970年與1971年之交,是這批左轉了的台灣留學生的實踐契機,上述哈佛的龔忠武、廖約克,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人都積極介入,而沉潛在柏克萊加大的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等人所辦的保釣刊物《戰報》更是成了運動中的鮮明旗幟。許登源與林盛中也曾加入紐約保釣刊物《群報》的編輯群。雖然左翼留學生不是海外保釣運動主要的初始發動者,但在介入運動之後在運動的思想、觀點與方向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影響了無數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很多人開始以左翼進步的視野重新審視時局、檢討歷史、重看兩岸關係,而認識到美國的霸權本質,以致改變世界觀,將生命重新定位。保釣運動成了這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世代志業與鮮明印記。[6]

幾乎接著保釣運動而來的是中美和解(從季辛吉1971年7月密訪北京開始)以及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1971年10月),標誌著中國大陸對歐美世界圍堵政策的一大勝利。由於左翼的力量在保釣運動的啟動與開展上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加上中國大陸被歐美世界接受,而當時文革的理想色彩更是感召了很多保釣參與者,因此整個運動接著會向中國統一運動轉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年9月,保釣運動的各地成員在密西根大學所在地安娜堡(Ann Arbor)舉行國是會議,通過支持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決議,正式宣告統一運動的開始。由於當時中國革命熱潮未退、文革理想還在光芒萬丈之時,統運人士的心理重心遂擺在中國大陸,將中國革命的理想及其成果作為中國統一最厚實的基礎。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文革作為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一環,是當時台灣留學生左轉的一大因素。若沒有這一因素,恐怕保釣運動會有不同的面貌,不會是那般的波瀾壯闊。

由於這是來自反共盟邦台灣的留學生左翼運動,馬上引起美國情治單位的注意。又因為中美開始和解,他們更是密切監視來自台灣留學生的政治動向,而在留學生組織中安置了不少線民。在這種情況下,參加保釣/統運的活躍分子遂經常受到如FBI等單位的騷擾,甚至迫害。例如當時在奧斯丁德州大學讀土木工程博士的王義雄,由於參與發動當地的保釣運動,並在中國同學會與台灣同鄉會裡積極推動保釣理想,又於1974年去大陸訪問,而被線民打了報告,遭到FBI約談。接著他的夫人張梅梅在1978年參加旅美台灣婦女訪問團去了大陸後,FBI又來要求合作而被他拒絕,於是他就被移民局以國家安全為由驅逐出境。這個來自美國官方的迫害,還讓他一度必須躲到墨西哥。後來透過美國友人、保釣同志與台灣同鄉的幫忙,他才回到美國與妻小團聚,最後一家人落籍洛杉磯地區,繼續支持海外台灣人的左翼運動。而他的身分問題則拖到1982年才得以解決。王義雄參加保釣而遭來迫害的經歷有著十足的代表性,顯示出參加保釣運動的台港留學生所引發的美國政府的冷戰神經癥候。

可以說,保釣到統運的過程影響了這整個一代的留學生與學人,形塑了他們的另類世界觀,燃燒他們生命的青春熱火直到世局又再一次改變,是整個七○年代海外台灣與港澳留學生的共同記憶。然而在1975年越戰結束,全球青年運動逐漸沉寂;1976年毛澤東去世,接著發生四人幫事件;1978年底鄧小平復出,改採「改革開放」路線等一連串事件之後,這波保釣/統一運動遂走入尾聲。

與此同時,台灣在經過國府退出聯合國的挫敗之後,原先個別孤軍奮戰的黨外人士再度活躍,他們在1975年創辦了《台灣政論》雜誌作為集結點。自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十五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五期,到了年底就被禁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或台灣意識上都是劃時代的,是七○年代台灣政治轉折的一個重要徵兆,代表著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以及民主運動的展開。這個變化也深深影響到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包括深受政治啟蒙的保釣學生,於是也促成了不少以台灣民主發展為主要關心對象的活動團體。

在美國與保釣運動約略同時發生的還有台獨運動。1970年全球「台獨聯盟」成立,合併當時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和台灣的台獨組織,而以美國為主要基地。台獨聯盟的主流派自然採取毫無第三世界概念的親美反共路線,與保釣運動在整個七○年代同時在台灣留學生中展開影響力的競爭。然而其中也有一些與許登源這些人同樣在六○年代美國留學時代受到啟蒙的左翼分子。

在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勃興的1978年底,美國宣布將與國府斷交,當局停止正在進行國會選舉,並於翌年初誣陷黨外高雄老縣長余登發為「匪諜」,將其逮捕入獄,引發黨外人士首次公開示威的「橋頭抗爭」。最後在1979年底引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及後續的一連串逮捕、審判、林家血案等動蕩。由此而將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獨思想往前推了一大步。

這些是保釣運動之後而鄧小平復出之前,羈留海外的台灣左派所面臨的局勢。在這期間,中國革命依然光芒萬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開始蠕動,海外親美台獨運動已經興起,這些都是台灣左派如何面向台灣的重大課題。

(二)「社盟」與《台灣人民》的摸索

六○年代就開始集結的老左派如許登源這些人,在七○年代初的保釣統運與台獨運動同時興起的新局面下,就要面對一個新的難題。他們原來處在著重左右之分而統獨爭議較為壓抑的情境,問題意識圍繞在台灣社會的階級分析與革命階段等議題,如今因為保釣運動的爆發、中美的開始和解、中國大陸的進入聯合國以及右派台獨勢力的崛起等這些形勢的變化,突然必須直接面對統獨問題了。或者說,對海外台灣左派而言,新的形勢迫使統獨問題登上了議程表。

接受左翼啟蒙並且深受中國大陸革命影響的這批海外台灣左派,如何對待也是一樣接受左翼理念,卻主張獨立的台獨左派呢?這個左派內部的統獨爭論就在保釣運動後社盟分子所辦的刊物《台灣人民》上面展開。

「社盟」就是在一九七○年代初形成的「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是個台灣留學生社會主義者的鬆散左翼聯盟,其成員在社會主義的共識下,有肯定中國革命道路的,也有主張台灣獨立的,但都特別強調台灣人民在左翼運動上的主體能動性。因此不同主張的成員就各自形成小組,以生產工具取名,例如角尺組、鋤頭組、斧頭組等。各小組之間相對獨立,甚至相對保密,橫向聯繫極其謹慎隱秘,而以《台灣人民》這份刊物作為他們共同發聲的舞台與溝通論辯的管道。不管統獨爭論,他們基本上認為台灣基於其歷史條件,必須重新發展出社會主義運動,也相信台灣社會有左翼運動的潛能,有自求解放的條件。

《台灣人民》在1972年10月發行第一期,開始針對台灣的出路進行左翼理論的探討。這本刊物由住在西雅圖的陳惠松擔任主編,所有稿件集中到他那裡。由於還是在嚴密的冷戰時期,必須防備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台灣國府的雙重監視與迫害,例如上文提到的王義雄事件,因此出版上很多步驟必須隱密進行。陳惠松於是在家裡配置了一台中文打字機,由他的夫人李富美負責打字。陳雪梨這時也來到西雅圖參與最初三期的創刊、編輯與打字工作。她在台大保釣運動時就讀外文系一年級,隨後休學來到美國。1972年春天她正準備回台大復學,這期間她除了參與《台灣人民》的籌備與編輯外,還曾寄了一箱左翼書籍回台灣給保釣朋友。隔年初春她卻因這箱書牽涉到台大哲學系事件[7]而上了黑名單,不能回台。黃武雄在學成回台前,也曾與其兄弟積極參與創刊事宜。

這本刊物最初的印刷是由在西雅圖開設印刷店的一位台灣同鄉贊助設備與紙張,而由刊物工作人員晚上去自行印製的。後來每期打字與編排完稿後,就寄到東岸的許登源處,由許找紐約的印刷廠印刷,再拿回來自行裝訂成書發行。書上所列的通訊處卻是遠在加拿大最東岸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一個郵政信箱。

服膺中國革命路線而積極參與《台灣人民》這場論辯的許登源,因此遭來一些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明的批評。為此許登源夫婦在1972年底密訪北京,與當時剛回歸中國大陸工作的保釣同志林盛中寫了一份〈對台工作意見書〉提交給周恩來,建議中共當局重視台灣人民在統一與解放過程中的能動性[8]。之後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在原先的「神聖領土」宣示之外,加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呼籲;同時在各中央組織架構上開始設立台灣省代表團。文革高潮中的這個對台政策調整乃是海外台灣左派最顯著的成果。除了顯示中共重視保釣運動人士與海外台灣左派的意見外,還反映出中美和解與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所帶來的局勢變化已經將台灣問題擺上了檯面。台灣的左翼組織在五○年代被全面撲滅之後,中共完全失去與台灣社會連結的機制,以致來到一九七○年代重返聯合國後的這個變動時刻,就必須直接來面對台灣人民了。

在新的形勢下,還有一些在「社盟」這個大傘之下沒有曝光的一些人也在1972年前後回到台灣來,進到各個大專院校教書。其中有不少受到左翼啟蒙的數學家來到台大數學系與中研院數學所,包括黃武雄等人以及與他們有關係的唐文標。但除了出身香港的唐文標很快進入文藝領域挑起現代詩論戰,以及黃武雄與台大保釣學生有所接觸,並利用中學數學教育改革的機會在台灣南北遊走一遭,進行社會調查之外,幾乎只能進入蟄伏狀態,動彈不得。

社盟回台分子的蟄伏不動,反映出左翼分子在台灣進行實踐工作的艱難。五○年代以降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立即引起注意而遭到撲殺。例如1968年的陳映真案、1972年成大學生吳榮元蔡俊軍案、1973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及1977年戴華光案等是其中犖犖大者。因此海外台灣左派除了回台一途,還是延續了六○年代兩條道路的選擇: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或是留在美國等待時機並對台灣留學生進行啟蒙。被保釣風雲所捲入的眾多台灣留學生中,陸續有人低調、默默地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其中林盛中是極少數公開的人之一。也有很多人因上了國府的黑名單而回不了台灣,甚至被吊銷護照成了黑戶,如林孝信、劉大任等。他們是別無選擇地留在美國。

這些一九六○年代開始的台灣海外第一批左派分子終究沒能共同解決新局勢下的難題,《台灣人民》最後還是因為統獨爭議在1975年2月出了最後一期第十期之後停刊了。停刊後,社盟分子顏朝明與Philip Chen曾回到台灣任教,並參與新起的黨外運動,但在1978年底中美建交而選舉中斷的緊張肅殺氣氛下也回到美國來。

(三)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奮鬥

雖然保釣統運的發展將重心擺在中國大陸繼續革命的進程上,但保釣分子中還有一批人將重心放在台灣。那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的林孝信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保釣運動的發動上,林孝信曾做出很大的貢獻,他利用他們當時為台灣籌辦的《科學月刊》通信聯絡網《科學月刊工作通報》,以「循環信」的方式傳遞保釣信息,讓信息很快傳遞到遍布全美各大學的300多個聯絡員,對運動的開展起了莫大作用。和多數籌辦《科學月刊》的留學生一樣,林孝信也在芝加哥大學積極投入保釣運動,創辦了《芝加哥釣魚台快訊》推廣保釣理念,以致護照被國府吊銷。

隨著保釣運動的發展,林孝信也接受左翼的啟蒙。而重要的是他與芝加哥大學保釣會把關心的重點放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解放上。支持台灣正在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文學改革運動、人權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等。他們積極介紹這些社會與政治變遷給海外留學生,傳播海外不容易看到的資訊,舉辦演講會與討論會,發動募款捐助台灣的這些活動等等。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戒嚴狀態,多數的支援活動必須以隱蔽的方式進行。唯必要時仍然有適當的公開方式,最顯明的例子為1976年的營救政治犯陳明忠的公開活動。

由於對台灣的關心,「陳明忠事件」發生後立即引起林孝信等人的注意。老政治犯陳明忠於一九五○年代在綠島被關了十年,出獄後在1976年再度被捕,並判死刑。此消息經由在台灣活動的美國人權工作者Lynn Miles(中文名:梅心怡)帶出,登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引起保釣學生的關切並發動救援。由於案情嚴重,時間緊迫,芝加哥的林孝信這批人,還有不少香港同學,在短短幾天內做了大規模的動員,包括在全美國留學生界發動募捐,集資在《紐約時報》刊登全頁抗議廣告(1976年11月27日),以及相應的一兩百位國際關心人權人士的聯署、募款、示威遊行等等。這公開活動規模之大堪稱1971年保釣四一○大遊行以來所僅見,最終促使台灣當局改判陳明忠15年。

基於把重心放在台灣以及這些具體活動上,芝加哥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持續運作,成了海外保釣運動存在最久的團體。《芝加哥釣魚台快訊》也成了釣運發行最久的刊物,一直到1977年才停刊。

1979年底台灣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黨外民主運動面臨當局鎮壓的危機。在局勢急遽變化下,一九八○年初林孝信以及他的熱烈支持者如李義仁、李乃平、邱燕、陳杏村、李正雄、蔡烈輝、桂懷瑄、劉申忠、林清茂、劉婉玲、熊建劬、楊寧蓀、陳津渡、陳文嘉、劉沅、陳淑貞、黃建寅、洪永泰、王惠珀、舒詩偉、陳美霞等一夥人隨即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還有一些香港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如王于漸、陸炎輝、雷鼎銘、馮慧文、黃賢、梁滎誠、劉澤甫等人也在許多地方出錢出力。接著出版《民主台灣》,將整個運動的重心放在台灣的民主抗爭上。此後芝加哥也成為當時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如蔡仁堅、陳鼓應等人訪美時必經之地。

由於林孝信等人和六○年代的海外台灣左派一樣,認為台灣社會必須有自己的社會改造與解放力量,才能達成真正的統一,於是積極介入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不免要與各種政治光譜的政治活躍人士與團體接觸,有如許登源的情況,結果也不免招來部分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穩或地方主義的批評。在這樣的狀況下,林孝信還是苦心孤詣,雖然已是美國移民局的黑戶,還像個苦行僧那樣遊走整個美國,串聯各地台灣左翼分子積極面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化。他尤其重視保釣之後新來乍到的台灣留學生,努力地將深奧的左翼理論普及化,對他們進行啟蒙工作。七○年代開始的林孝信和民主運動支援會一幫人可以說是代表保釣之後新起的、面向台灣的海外左派。當然保釣運動之後的整個七○年代,類似芝加哥林孝信的左翼集結在美國其他各地也不少,他的組織與行動只是比較顯著的例子。

來到八○年代,芝加哥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還以夏令營的方式,不時將受到保釣運動影響的留學生集合起來,互相切磋砥礪,不少人受到影響而回到台灣來。林孝信每年定期主辦夏令營,地點就分布在從美國中西部的芝加哥到東岸紐約這一段80號州際高速公路所經過的城市。這個夏令營是個較為輕鬆、帶著園遊會氣氛的全美台灣左翼留學生交流會,讓大家相濡以沫。不少人在這裡初次相識,如那時在哈佛的夏林清/鄭村棋、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何春蕤/卡維波、在大芝加哥地區的舒詩偉、丘延亮以及瞿宛文/鄭鴻生等人,都在這裡首次碰頭。這些關係就一直維繫到回台灣之後。林孝信每次也會邀來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界人士來參加,像蘇慶黎、陳忠信、柴松林等人,企圖建立一個海外台灣左派與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人士之間的橋樑。

(四)從《台灣雜誌》到《台灣與世界》的進步言論場域

美國東岸也有一批人開始進行與林孝信的民主運動支援會性質相同的活動,卻是以刊物的形式出現,就是葉芸芸等人在1977年創辦的《台灣雜誌》以及接著在1983年發行的《台灣與世界》。

《台灣雜誌》是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興起,海外台灣左派第一份面對一般留學生的有關台灣的刊物,起源於1976年底葉芸芸/陳文典夫婦、黃于燕夫婦以及陳其南夫婦等三家當時在耶魯大學的台灣同鄉,為援救台灣的政治犯陳明忠而印行的一份手刻鋼版[9]的專刊叫《動蕩的台灣》,成為全美留學生界救援陳明忠的重要力量。這份專刊還由陳明忠的綠島難友──當時寓居耶魯的台灣老左派台南人胡鑫麟醫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執筆數篇。胡鑫麟是台大眼科醫生,1950年與許強同案被捕,在綠島關了十年。援救陳明忠一事可說是在保釣/統運的文革與中國熱潮中轉而面向台灣的一個重大旗號。

葉芸芸等在耶魯大學的三家人接著在隔年創辦了《台灣雜誌》雙月刊,起初也非打字印刷,財務支援主要來自花俊雄、黃于燕等老保釣。這份刊物的創辦,一方面是支援新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另一方面也以左翼視野來重新尋找台灣的歷史。最初的讀者對象設定在一般台灣同鄉與留學生,所以會把刊物拿到台灣同鄉會的活動場合去擺攤。因此剛開始時也屢屢遭到統運人士批評為地方主義。但那時正值四人幫事件之後,保釣/統運人士受到衝擊,開始重新思考中國革命與台灣解放的問題。於是後來有不少保釣人士出錢出力支援這份刊物。

隨著中國大陸鄧小平的改弦更張與台灣美麗島事件的發展,《台灣雜誌》來到八○年代後逐漸得到更多的支持,於是到了1983年就提升為打字排版,接著在這年6月改名為《台灣與世界》,由雙月刊變成了月刊,擴大發行範圍,成為一份對海外僑界進行左翼啟蒙的重要刊物。這份刊物一直定期發行到1987年6月解嚴前夕才停刊,加上前身的《台灣雜誌》,從1977年到1987年一共有十年之久,影響深遠。

從《台灣雜誌》到《台灣與世界》前後十年的時間,所涵蓋有關台灣的議題包括鄉土文學論戰、黨外民主運動、台灣環保問題、台灣的弱勢團體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台灣史的重新挖掘。旅居日本的戴國煇以梅村仁為筆名在刊物上主編一個「二二八史料」專欄,將1947年當時關於事變的各種報導進行嚴謹的歷史整理與註解。葉芸芸也投入心力在日據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左翼歷史的挖掘上,包括為羈留大陸與美國等地風燭殘年的老左派所做的口述歷史,以及蘇新遺稿的整理,為那個時代留下可貴的歷史紀錄。他們並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1987年,參與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紀念研討會」,還以兩期的篇幅進行專題報導,提供一個有別於國民黨與台獨觀點的左翼視野。

當時面對美麗島事件後崛起的海外台獨運動,不可避免的要面對所謂台灣意識問題。1983年葉芸芸趁著陳映真來到愛荷華大學訪問之際,請了戴國煇和陳映真進行一場關於「台灣意識」的對談。這篇對談紀錄也同時登在台灣的《夏潮論壇》上,是《台灣與世界》與台灣島內左翼連線的開始。之後也有一系列文章討論當時台灣所謂「中國結/台灣結」之爭,企圖清理出一個人民的視野。

這份刊物緊扣著美麗島事件之後八○年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變動,除了每期都有一定篇幅的「台灣文摘」外,從1983年王昇倒台、1984年立委選舉、1984-1985年之交的江南案及其後續政治影響、1985年底縣市長選舉,到1986年底黨外人士終於組成民進黨,以及蔣經國的接班問題等一系列發展,都成為刊物一再涵蓋的報導專題。而基於發展台灣自身解放力量的立場,他們也密切關注海外傾台獨人士的政治活動,例如1985年洪哲勝脫離台獨聯盟組建台灣革命黨、同年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台灣前途討論會,以及許信良在1986年組織台灣民主黨等活動,都是該刊的報導專題。

此外《台灣與世界》對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也多所著墨,尤其是剛起步的環境保護運動、原住民運動與婦女運動。環保方面除了甯明杰與林俊義等人寫過多篇文章外,刊物還專題報導了1985年開始的反核能發電與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設廠運動,還有蘭嶼成為核廢料儲存場問題。此外他們也訪問、介紹了台灣新生代民歌運動中的抗議歌手,如楊祖珺、胡德夫、羅大佑等,以及他們各自參與的黨外與原權會活動。

他們在文藝方面也大力推介並刊載台灣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家。從李黎、洪銘水等評介陳映真出獄後的創作,1985年的楊逵紀念專輯,吳晟、楊青矗、鍾肇政、七等生等作家的評介,還有王拓獄中所寫新小說〈牛肚港的故事〉的首刊與連載,都可看出他們延續鄉土文學論戰的道路。此外,他們也注重母語傳承的問題,登了不少洪哲勝以及台灣老左派胡鑫麟、蘇新等人寫的閩南語研究文章。

他們也一直關心著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一九八○年代的曲折發展與兩岸關係,包括三峽建壩、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所引發的學運、中港台三地轉口貿易與兩岸三通等問題,並以台灣被壓迫人民的立場對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屢屢提出建言與批評。

然而這兩份刊物並非只是心懷台灣、關心大陸,他們也放眼整個世界的局勢與發展,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跨國公司形成後的工業發展問題。雖然因為篇幅與人力所限而未能多所發揮,但整體內容確是涵蓋了當時所有進步運動的議題。

由於這份刊物涵蓋面的寬廣,稿源也就來自各個方面,例如《中報》的陳玉璽、王耀南、《中國時報》的黃樹仁、主編《華僑日報》副刊的王渝,老保釣如花俊雄、湯錦台、崔少明、倪慧如、夏沛然、李黎,環保運動的甯明杰、林俊義,新生代的李榮武,每期提供政治漫畫有兩年之久的CoCo,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年代的大陸籍畫家秦松、麥非,華府的朱養民、李哲夫,來美的訪問學人蕭新煌,還有日後慘遭殺害的劉宜良(即江南)等等,甚至傾向台獨的洪哲勝、謝里法、張良澤等人,不一而足。因此刊物的資源雖然主要出自台灣出身人士,但也有來自旅美華人社群的支持。這份雜誌的名稱正是標示著關懷的對象不只限於台灣與大陸,還面向整個世界,對左翼而言就是面向第三世界。可以說《台灣與世界》月刊的發行是保釣運動與海外華人在一九八○年代共同的大事,提供海外華人一個進步思想導向的言論空間。

當初《台灣雜誌》發刊時是在美國東岸耶魯大學所在地,一九八○年代初隨著陳文典、葉芸芸夫婦因工作關係搬到西岸南加州的聖地牙哥,編輯部也搬到那裡。由於聖地牙哥靠近洛杉磯,這份刊物遂也得到蔡建仁等人的支援。1983年他們又搬回東部的華府定居,並將擴大了的《台灣與世界》編輯部設到紐約,因為那裡正是東岸華人薈萃之處,人才與資源較不虞匱乏,包括編輯人員與印刷發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得到在紐約經營印刷廠的老保釣陳憲中的支持。陳憲中不僅平價承攬印刷,還在工廠裡提供一間辦公室作為《台灣與世界》的編輯部與發行部。

一九八○年代初個人電腦與網路才剛起步,還沒有中文電腦排版工具,一台龐大的中文打字機需要專業人員來操作,而那時正有位香港留學生葉鳳新有此技術,志願幫忙,打字工作遂一直由她承擔。香港留學生的積極參與,包括加入編輯群,代表著這份刊物得到保釣運動人士的廣泛支持。當時釣運/統運已經進入反思期,而台灣民主運動處於上升的歷史時間點。這份刊物可以說是在統運走入尾聲之後,葉芸芸等人重新整合了一批保釣運動的廣泛資源,不分省籍與港台,確立了面向台灣的定位而出現的。

因為雜誌社組織鬆散,除了極少數的編輯與發行等專職人員外,其他都是來去自由的義工。必須一提的是,在大紐約區參與《台灣與世界》的這批人中有陳玉璽,他那時已經從台灣出獄來到美國在紐約的中報當總主筆,還有和他一樣出身夏威夷大學如王耀南(擔任總編輯)和朱立創(以周勵春之名擔任總經理)等幾個人。夏威夷大學在六○、七○年代曾經是美國左翼進步運動的重鎮,不少台灣留學生在那裡受到啟蒙,成露茜也出身該校。王耀南在1986年回台灣後總編輯一職就先後由崔少明、黃樹仁與夏沛然接任。此外,從芝加哥轉到紐約地區工作的倪慧如/鄒寧遠夫婦也一直是刊物在編輯、撰稿與財源上的持續支持者。

這兩份先後發行的刊物的經費早先來自台灣同鄉黃于燕、花俊雄等幾位已經就業的老保釣人士。隨著刊物的發展,就有越來越多不分省籍包括港澳留學生加入支援行列。後來財務由二十多位人士認股,每股美金500元,每年固定認養1至20股不等。認股最多的是徐松沅、陳星吟、鄒寧遠/倪慧如夫婦、陳文典以及綠島出來的老左翼胡鑫麟等人。此外也有少數同情或傾向台獨的人,基於支援島內民主運動與關懷台灣的立場而來捐款。其他還有老一輩對國民黨不滿的人士,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裔留學生等,可見這份刊物凝聚力量之廣泛。

(五)八○年代新形勢下的突圍:《台灣思潮》與洛杉磯的集結

林孝信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葉芸芸創辦面向台灣的《台灣雜誌》與《台灣與世界》、許登源夫婦千里迢迢密赴北京提出〈對台工作意見書〉,以及《台灣人民》這一刊物試圖在統獨之間尋求一個左翼的平衡點等等,都是在保釣運動後的這麼一個七○年代新形勢下的奮鬥。可以說七○年代保釣運動之後,這些面向台灣的奮鬥基本延續了六○年代海外台灣左派的特徵,即是對統一與解放的辯證看法:中國的統一與台灣的解放必須有台灣人民積極參與其中。

然而時局接二連三地變化:大陸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弦更張採取「改革開放」路線,又一次帶來巨變。台灣則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國民黨法統逐漸崩解、黨外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海外台獨運動大受鼓舞,到1978年底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也進入政治動蕩期。這些變化對海外台灣左派而言都是新的挑戰。

鄧小平復出後改行「改革開放」政策,並對解放後三十年來的革命路線進行清理,文革的內部問題也逐漸暴露。這對於奉此革命路線為準繩的統運人士是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內心難以適應。再則,在這政策下中國大陸的對外吸引力主要來自其逐漸開放的市場與快速成長的經濟。在美國的左翼統運於是失去了動力。

對於海外台灣左派尤其是服膺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人而言,鄧小平的改弦更張更是個理論上的大挑戰。原來的《台灣人民》這一刊物的問題意識已不足以面對此一變局,何況該刊也早在1975年就停刊了。許登源、顏朝明(這時大家叫他老李)與金寶瑜等這批老左派遂在八○年代初參與保釣後新生代蔡建仁所創辦的《台灣思潮》,一起主導這份新刊物的議題與方向,並撰述多篇論文與評論。這本由洛杉磯的蔡建仁負責編輯與發行的新刊物在1981年5月創刊,共發行了八期,最後一期出版於1984年4月。這份理論刊物不只在探討台灣社會的演變,因應美麗島事件後的新局面,也要來面對後文革的大陸變局,面對中國大陸是否走資的問題,以及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問題。

台灣原來不分統獨的黨外民主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逐步轉化成以親美台獨派為主流的運動。在台灣被禁刊的《美麗島》雜誌移到洛杉磯來發行《美麗島週報》,由那時羈留美國的許信良於1980年8月創刊,先後找來陳婉真、孫慶餘、陳芳明等人負責編輯(邱義仁在1982年回台路過南加州時曾參與其中)。當時在洛杉磯的蔡建仁、顏朝明等人曾以延續《美麗島》雜誌包容統獨的精神幫忙尋找房舍,參與創刊與編輯。但終究因路線不和,不容於右派台獨的主流派而退出。這份台灣民主運動的海外宣傳刊物遂淪為右派「台灣民族論」的吹鼓手,成了海外台灣人的當道言論。

因此《台灣思潮》的創辦也是要來處理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統獨變局檯面化的新局。這是對海外台灣左派的另一個挑戰,原來在六○、七○年代,台灣的問題著重在左右之分(「右」指國民黨,「左」指民主派),統獨只是《台灣人民》內部爭議。海外左派基本上支持島內民主運動,認為先要進行民主革命,如今卻要來面對台灣民族論興起的問題,面對運動上的統獨問題了。這是《台灣思潮》創刊的重大背景。

在企圖以階級分析與第三世界視野來超越狹義的統獨陷阱上,許登源用何青與彎弓為筆名寫了題為〈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的一系列文章。這組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分析台灣社會,為這個台灣的統獨變局提供階級分析的理論基礎。而顏朝明則以王茂盛為筆名寫了〈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與〈從革命觀點看當代台灣就業人口〉等數篇文章,探討20世紀台灣現代化下產業工人的形成與發展,也構成一組重要論文。

《台灣思潮》也要來面對與處理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的左右變局,譬如許登源以彎弓為筆名寫的一篇〈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對當前中國經濟理論若干問題的批判〉,針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理論加以探討和批評。

對於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問題,《台灣思潮》也用了不少篇幅在討論「依賴理論」及相關問題,陳玉璽(筆名王春根)與金寶瑜(筆名鍾望如)都加入這場論辯。此外,這份刊物也投入篇幅探討左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等議題,並發掘光復前的台灣左翼運動歷史,試圖重新連結這個傳承。

相較於《台灣人民》這一刊物的參與者是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台灣思潮》則有受到保釣運動影響而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來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加入。以台灣流行的「年級」說法,又可說是海外台灣左派「二、三年級」到「三、四年級」的傳承。

蔡建仁是在一九七○年代中後期來到美國,他在創辦《台灣思潮》之前就已在洛杉磯活動數年,那時王義雄/張梅梅夫婦、顏朝明等人也先後來到這裡。一九七○年代末,蔡建仁先在洛杉磯聚集了這一批海外左翼力量,包括一九六○年代的老左派與一九七○年代的老保釣如顏朝明、王義雄/張梅梅夫婦、曾宗偉、羅小如、Philip Chen、劉克非等,及從美國各地轉到洛杉磯讀書或就業的留學生如紀欣、井迎瑞等。一九八○年代初,他們以此為基礎,加上東部的許登源夫婦與金寶瑜,大家按月捐款支助創辦了《台灣思潮》,由蔡建仁負責主編,紀欣與張梅梅先後擔任總務。他們並積極教育剛來美國的新一代台灣留學生,包括來到洛杉磯讀電影系的王介安、焦雄屏等人,為他們舉辦過無數次的讀書會及電影欣賞會(觀賞評論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的台灣新電影,以及大陸與第三世界電影),少則八、九人,多到數十人,影響涵蓋南北加州。一九八○年代的洛杉磯就因為他的積極活動而成為海外台灣左派的一個重要據點。

當時成露茜已經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成立亞裔民族研究中心。她雖然著重在美國華裔/亞裔社區的工作,但一直與蔡建仁保持密切聯繫,她的學生王振寰則經常參加洛杉磯據點的活動。蔡建仁又在全美國到處串聯,將各地台灣左翼人士聯繫起來,並找來參加讀書會。此外洛杉磯的這一群人也費了不少精力去聯繫照顧流寓大洛杉磯區的日據時期台灣抗日左翼人士,像簡娥、郭德金、蔡德音等前輩。這些人都已是垂暮之年,但就像楊逵在一九七○年代初年在台灣復出那樣,代表著兩個世代的重逢。

八○年代由於黨外民主運動的衝擊,台灣社會開始鬆綁,遂有不少留學生在洛杉磯的這個海外台灣左派據點的啟發與影響下,在解嚴之前就回到台灣,如王介安與吳正桓。此外從這裡也經常有人回台如紀欣等,回台接觸異議人士,探望捐助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並支援參與各次選舉的台灣黨外人士以及剛萌芽的勞工運動組織勞支會。口耳相傳下,洛杉磯據點於是成了台灣社會與政治運動人士到美國訪問時必經之落腳處,羅小如、紀欣與王義雄等人的家就成了接待中心,先後接待過陳映真、郭吉仁、蔡仁堅、汪立峽、莫那能等人,以及美麗島事件坐牢出獄者如張富忠、陳忠信、王拓等人。蘇慶黎於八○年代在美國東岸進修期間也曾數度來此長住,成為島內與海外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繫。很多台灣議題的討論,像原住民問題,也經由這個聯繫而擴散到海外華人留學生圈與相關刊物。

在1987年解嚴之前的這段期間,洛杉磯據點所組織的無數讀書會中最重要的乃是《資本論》讀書會。這主要是為了因應七○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的變局以及西方新馬理論的流行,所帶來海外台灣左派在理論上面臨的難題。蔡建仁認為大家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原典,尤其是這部對資本主義終極分析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頂峰之作,來從頭學起。1981年開始顏朝明就曾為大家講解左翼理論,接著在1983年開辦的《資本論》讀書會每次約有一星期左右的時間,成員來自全美各地已經就業或還在求學的,也有從台灣遠道而來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如汪立峽等。開始時曾在東部華府葉芸芸家開辦,招來美國東部的留學生,後來就主要在洛杉磯開班。而遠在紐約的許登源、底特律的金寶瑜和近在洛杉磯的顏朝明幾位六○年代台灣老左派則來帶頭幫助大家學習。這個《資本論》讀書會確實很有助於參加者在左翼理論上的深化,以及此後的持續集結,可謂影響深遠。

基於台灣左派運動必須自我培力的信念,蔡建仁一直鼓勵並策畫同志回台發展群眾組織,推動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參與各個戰線的奮鬥。而羈留海外不克回台的人則出錢出力來支援台灣島內的發展。於是乃有解嚴之後回到台灣的這些與洛杉磯據點有關係的人曾被冠以LA派之名。

此外紐約的許登源、陳妙惠夫婦那裡也是一個重心。他們所積極參與的《台灣人民》刊物在七○年代中期由於形勢變化而退場(其中傾向台獨的部分人士接續辦了《台灣革命》、《台灣時代》等刊物),八○年代開始許登源遂與蔡建仁合作辦了《台灣思潮》來面對新的形勢。同時許登源夫婦繼續以其一貫立場與台灣同鄉會以及台獨左派如洪哲勝等人保持著聯繫,家裡的大客廳也會成為他們的交流點。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家的大客廳同時也是台灣左翼或新受左翼啟蒙的留學生的聚會所。許登源以其哲學的背景、理論的深度與對形勢的獨特見解,深深吸引了無數追求左翼理論視野的台灣留學生,不時從美國各地聚到紐約。而六○年代的海外台灣老左派如蒙韶、金寶瑜、傅偉勳等人也繼續聚集在他身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在當時中共革命路線的改弦更張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乍興,而左翼思想一時陷入混沌的情況下,許登源成了八○年代台灣左翼留學生的理論倚靠。

五、迎接台灣解嚴與冷戰結束

(一)解嚴之前台灣海外左派的集結

於是整個八○年代在美國的台灣左派就自然形成了幾個主要集結點,各以紐約的許登源、華府/紐約的葉芸芸、芝加哥的林孝信以及洛杉磯的蔡建仁為中心。這幾個中心剛好分布在美國的東岸、中西部與西岸三個主要都會區。當然這幾個大據點也只是在行動上比較突出而起領導作用的,其他的城市與鄰近地區也有不少小據點。

例如東岸的波士頓地區本是菁英薈萃之地,自有其澎湃的進步思想,並與這些據點有著密切聯繫。哈佛先有龔忠武、黃維幸等人,後有夏鑄九、夏林清與鄭村棋等年輕一輩。

又如西岸加州的舊金山灣區本來就是激進思想與運動的重鎮,自有著一群六○年代的老左派如趙先國。他年少時被國民黨拉夫當兵來到台灣,退役後移民美國,落腳舊金山灣區,在奧克蘭經營一家電視修理店。由於他同時與社盟分子和保釣運動都有密切關係,電視修理店是很多人路過灣區必經之地,因此在六○、七○年代左傾的台灣留學生中成了聯繫各方人馬的關鍵人物。

此外柏克萊加州大學也一直聚集著不少追尋另類出路的台灣留學生,從六○年代起,許登源、陳妙惠、劉大任、郭松棻等人就曾在這裡熱烈活動過,並成為保釣的主力。夏鑄九哈佛學成回台後在一九八○年代又來到柏克萊加大進修,當時比他更年輕的學生群在柏克萊組成的箴言社成員吳永毅、王蘋、丁乃非、陳光興、郭文亮等,都曾熱切參與這幾個大據點的活動。

就這幾個據點的代表人物的年紀而言,他們分別是三○、四○、五○年代出生的三個年代人,但基本上都是光復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成長於台灣五○與六○年代的戰後新生代。因此更重要的是,雖然有著這三個年代的年齡差距,卻有著相同的成長背景,彼此觀念溝通不是問題。而參加到這幾個據點活動的留學生也基本上是重疊的,聚集到林孝信的夏令營相濡以沫的一群人,會在下一次紐約許登源家客廳裡再次碰面,也可能接著參加洛杉磯的讀書會,一起研習資本論,然後為《台灣與世界》或《台灣思潮》撰稿。1987年2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紀念研討會」就是由紐約的《台灣與世界》、芝加哥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以及洛杉磯的《台灣思潮》共同具名合辦的。又如洛杉磯年輕的王介安,他在1985年回台之前就曾經到全美國的各個大小據點串聯一番。

由於這幾位帶頭人物積極在全美國串聯,以及這幾個據點的各種活動與刊物,就把當時抱著第三世界胸懷,不想接受美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既定秩序,而要追尋另類出路的台灣留學生幾乎一網打盡了。後來回到台灣來而繼續走在追尋另類道路的這些人,很少不曾與上述幾個據點之一接觸過。

(二)海外台灣左派共識的形成

在八○年代的美國,這麼一批三○年代到五○年代出生的台灣留學生有著這麼熱絡的交流,雖不曾形成過任何形式的行動組織,但也凝聚出一些基本共識。他們以有別於海外統運或右派台獨的想法聚在一起,以第三世界左翼理想相標榜,自有其共同的成長背景與思想發展過程,遂在那時形成了一些共同理念,而能互相維繫,直到台灣解嚴的時刻。

五○、六○年代共同的成長背景是個重要的因素,在當時冷戰結構的限制下,台灣的青年造反首先主要是以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形式出現,如《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李敖的反傳統與個性解放,甚至殷海光推介的海耶克都曾在知識青年中風靡一時。成長於那個時代的叛逆青年無不受到這套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洗禮,殷海光的高徒許登源更是其中的鮮活例子,劉大任、郭松棻等人也走過這一階段,包括筆者在內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牽涉者更是接棒的追隨者。

青年的反抗由於受到時代的限制而必須先以右翼的自由主義為其形式,然而同時發生的全球青年造反運動卻又帶來了左翼的衝擊,以致不論在台灣還是海外,都發生了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蛻變,經此蛻變乃有保釣運動的實踐動能。

如此保釣運動就成了串起海外台灣左派從五、六○年代的萌芽狀態到七、八○年代的成長發展的居中關鍵事件。以保釣運動為樞紐,海外台灣左派肯定了從辛亥到解放的中國現代革命過程,甚至也進一步肯定四九年後的革命路線,而保釣運動就有如海外中國人的一場七○年代的五四運動。這個五四運動與保釣運動所內含的中國人身分,也即是這一批海外台灣左派的基本共識。

然而雖有著中國人的身分共識,統獨卻一直不是這批人的最高判準。只是在這個身分共識下,原來比較以統獨之分為最高判準而又傾向台獨的左翼分子,或者只能退出這圈子(發生在《台灣人民》時期),或者就暫時擱下此議題了。但他們即使在這種不認為台獨是條出路,並且也對其親美反共的主流派完全缺乏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觀念的立場進行嚴厲批判,但對台獨的生成環境也還是抱著歷史性的理解態度。

這種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第三世界視野,是這些人的基本立場。在六○年代到七○年代,中國革命路線與毛澤東思想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標竿,曾是這些人左翼啟蒙的因緣與解放理想的主要資源,並成為胸中的圭臬。因此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各階段及其路線之爭是這些人極為重要的問題意識與爭論所在,中國革命的演變遂成為他們內在思維的重要部分。例如2007年許登源在台灣出版的《現代辯證法》一書的封面就印著「徹底批判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一句話,可以想見中國現代革命的進程與變化對這些人的深刻影響。

雖然他們以中國人的身分接受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並認為台灣的解放與兩岸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但重要的是他們強調台灣因為歷史的特殊性,而應有不同的、具有自身特性的解放過程。這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台灣歷史特殊性在於:首先它是被現代帝國主義長期殖民統治過的唯一中國省分,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而有了有別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狀態;接著就是在戰後的冷戰局面下國府嚴厲施行四十年的反共親美政策,以及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外銷出口導向經濟政策,這兩項政策都極為成功,而極大地削弱了左翼活動的各種因子,也構成了缺了左眼的台灣社會,以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偏見與敵意。

八○年代的海外台灣左派基於上述的這些體認,認為台灣左翼在五○年代被摧毀殆盡之後的今天,台灣人民不能只是等待祖國的解放,必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重新發展自身的解放力量(今天的說法就是自我培力或給力),積極參與解放過程,才會是最理想的統一。基於這種觀點,台灣即是他們的最終實踐場域,台灣社會與政治的各種發展與變動就成了他們主要關心所在。從林孝信積極支援台灣民主運動、蔡建仁在回台前後積極介入農民運動、葉芸芸挖掘日據與光復初期的台灣歷史、許登源回台傳授資本論,以及解嚴後他們對工人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的戮力推動等等事蹟,都反映出這個積極面向台灣的基本立場。

(三)台灣解嚴與一個海外時代的結束

實踐的契機終於再次來到,1986年底黨外人士成功組成民主進步黨,接著1987年7月台灣解除戒嚴。這是台灣進步運動的轉折點,社會與政治運動不再非法,報禁解除帶來言論鬆綁,入境黑名單逐步解禁。對於沉潛如此之久的海外台灣左派而言,這是保釣運動之後的另一次實踐契機。其場域就在台灣,別無選擇,大家遂陸續回到台灣來一展抱負了。而且八○年代在美國受到這些老左派影響的留學生,也多在八○、九○年代之交完成學業,適時回到台灣的學術界來。如此《台灣與世界》與《台灣思潮》這兩份刊物的歷史任務結束,此後「海外台灣左派」就成了歷史名詞。

雖說1987年的解嚴是海外台灣左派回到台灣進行實踐的轉折點,但八○年代也正是全球局勢再一次醞釀轉變的開始,代表保守主義的雷根當選美國總統(1981-1989),柴契爾長期執掌英國政權(1979-1990),他們重新建立了右派意識形態霸權。接著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同年蘇聯東歐集團開始崩解,1990年李登輝利用三月學運推動國民黨本土化,1991年底蘇聯正式終結,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席捲中國大陸。這一連串的發展帶來的是美國的獨霸,以及新自由主義成了全球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大陸也不能倖免。而台灣自不例外,台獨思想也成了當道意識形態,整個「五年級」後的世代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對於才回到台灣的海外左派來說,這個變化比起五、六○年代反共親美的威權體制、七○年代之交興起的親美台獨運動,以及八○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路線,可說帶來更大的挑戰。

隨著這個新局勢的成形,可以看出海外台灣左派回到台灣的發展就不免有了各種分歧、迷惑、困頓與挫折,但已非本文所能詳細論說。如今又過了二十多年,全球局勢又開始一次劇變,歐美可能陷入長期經濟危機,而中國大陸竟然變成了「世界工廠」。一、二百年來西方現代化浪潮下帶來的各種左的、右的「進步」思潮,在第三世界各地攪起的各種動蕩與混亂,似乎走到了盡頭。各種原有的現代或後現代術語與概念,似乎也失去了與現實的相關性。面對新局,出路在哪?海外台灣老左派接著會如何走下去?這些問題也就非本文所能涉及了。

附記:回到台灣後的海外台灣左派素描

海外台灣左派在解嚴前後陸續回到台灣來,然而他們面對的卻是個新而分歧的困難形勢,但還是能夠在八○、九○年代之交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上起了不小的作用。首先是台灣戰後第一個合法的工人政黨「工黨」在1987年底的建立,還在海外的許登源以及已經回台的蔡建仁、鄭村棋、王耀南、王介安等人都曾積極參與建黨工作,出謀劃策。王耀南後來還接替蘇慶黎擔任工黨秘書長。

後來由於工黨發展上的問題,蔡建仁、鄭村棋、吳永毅等人都分別直接下到基層去發展組織,開展工人運動。蔡建仁持續介入各種社運。夏林清和鄭村棋則成立勞教中心,積極訓練勞工運動骨幹,後來並開枝散葉,擴大到各種形態的勞動人民,包括性工作者、外勞、身心障礙者以及其他社會運動組織。

他們回到台灣之後最先密集接觸的莫過青年學生,遂積極在學生進步社團中散布左翼理念。因此當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起來時,鄭村棋與夏鑄九兩人還被學生推舉進到五人教授顧問團,而蔡建仁則是當時學運重要力量「民學聯」的思想啟蒙者。

王介安在解嚴前的1985年就回到台灣來,先是到處在學生中組織讀書會與電影放映會,帶動了一批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後又陸續參與「綠色小組」的成立、《南方》雜誌的創刊以及工黨的籌建。工黨失敗後,他轉而投身影像工作,卻在1992年英年早逝。

解放理念中的一個核心議題「性解放」也在何春蕤、卡維波、王蘋、丁乃非等人的奮鬥下開展了有別於主流婦運的性/別人權運動,二十多年來他們屢屢迎戰性別議題上的各種保守反動勢力。

當然這些出身知識分子的海外歸來左派更不忘發行刊物。蔡建仁、夏鑄九、鄭村棋等人在解嚴後就與進步知識分子陳忠信、傅大為、錢永祥等人合作,參與主導進步學術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1988年的創刊。卡維波、陳光興、舒詩偉與吳永毅等人接著積極參與到另類批判刊物《島嶼邊緣》在1991年的出版。蔡建仁也曾帶領一批青年學生辦過一份社運刊物《實踐筆記》。而《台社》能夠發行二十多年,吸收了當年以洛杉磯為集結點的諸多留學生,並屢屢提出扣緊時局演變的議題,成為台灣進步學術界與社運界的重要旗幟,也是這批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心繫台灣多年的許登源與陳妙惠夫婦此後經常回到台灣。許登源除了在政治大學客座講授資本論外,還成立了「台灣《資本論》研究會」,對六○、七○年代後出生的新世代傳授左翼理論,直到去世(2009年3月31日)。他在走前一年多曾將回台後的著作、演講與教材集結成書,出版了《現代辯證法》一書[10],並將此書獻給已經過世的老戰友,書頁印著「以最深沉的感謝與熱情,這本書獻給蒙韶,他是我走上這條路的同志」。

底特律的金寶瑜除了持續地參與全球左翼運動外,也在一九九○年代開始積極支援菲律賓的人民解放運動(Bayan, the New Patriotic Alliance of the Philippines),並且經常回到台灣教授左翼經濟學課程,栽培後進;而原來藏身洛杉磯的顏朝明則不時回來宣揚直接民主理念。

林孝信回到台灣後,除了戮力推廣保釣運動的精神及其延續之外,也投身社區教育工作,曾長期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可說是持續他將左翼理論普及化的一貫精神。2003年的二次保釣運動與2011年的保釣運動四十周年紀念活動,都在他積極推動下展開。他的夫人陳美霞是公衛專家,回台後於2000年在成功大學成立了公共衛生研究所,並在2003年SARS風暴中推動「公共衛生教育在社大」,後於2007年成立「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致力於透過社區大學將公衛教育推廣到社會基層。電腦專業的劉沅在解嚴後回到台灣貢獻所學,退休後也加入保釣精神的社會推廣工作,積極參與2011年開始的保釣四十周年活動。在七○年代受到保釣運動影響的還有很多專業科研工作者,他們在解嚴前後也有不少人回到台灣來加入各個科研機構,提升各個領域的研究水平。

葉芸芸經常回到台灣來繼續整理出版她多年來收集的台灣歷史資料,對左翼傳承在日據世代與民國世代間的斷裂進行彌縫,包括蘇新在內的因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而成為流亡者的口述史,以及她父親葉榮鐘先生的著作全集,包括很重要的、他親身參與其中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11]。王耀南在解嚴前後回台從事工運。倪慧如和鄒寧遠夫婦在海外花了十數年的功夫到處收集資料,完成《橄欖桂冠的召喚》[12]一書,在台灣出版,介紹上個世紀三○年代志願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人,為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歷史見證。《台灣與世界》的其他參與者,也都繼續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例如朱立創在紐約從事社區工作。

解嚴前就回到台灣的夏鑄九和他的同儕與學生一起,顛覆了原來台灣的都市規畫研究,使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成為引領城鄉區域改造的重鎮。他們也經常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前鋒,尤其在有關空間權利的議題上。

在北美華人學圈自成一格、極具六○年代風範的成露茜(1939-2010),於一九九○年代回到台灣,克紹箕裘,接掌《立報》,並開辦《破報》與《四方報》。她還在世新大學創立了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在台灣的學院體制內獨具特色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陳光興回台後開創了台灣的文化研究領域,並奮力展開亞洲論述與運動連結,以突破台灣學界的歐美中心意識,還進一步建立了亞洲各國進步學術社群的實質聯繫,以此基礎發行很受國際進步學界重視的InterAsia英文學術刊物。在這過程,他還接續在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成立「亞太/文化研究室」,帶動了一批新生代。

丘延亮先到香港做人類學論文田野後,回台工作不成而留在那裡,一邊教書一邊參與當地社運。數年前他終於回到台灣學界,並熱切支持原住民與弱勢團體運動。舒詩偉先在新竹北埔蹲點,長期進行社區工作;近年來主持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致力為台灣的三農問題尋找可持續性的另類出路。紀欣先是從事婦運,創辦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後又投身中國統一聯盟,擔任主席。井迎瑞回台後擔任台灣電影資料館館長,搜集搶救了將近200部的台語老片,後又到台南藝術大學長期推動音像紀錄的研究學程。瞿宛文致力於脫離主流經濟學的束縛,而從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東亞的經濟發展。在八○年代留學美國期間不曾與前述團體掛上.的趙剛,卻是直接與正在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建立關係,而在回台之後也迅速參與到海內外這些人的相關志業。這些都是其中較為顯著者,其他還有英年早逝的吳正桓以及很多人也都不忘初衷,在各自的不同領域堅持另類道路的追尋。

以上海外台灣左派回台後的各種奮鬥,限於筆者認識,闕漏在所難免。其是非成敗皆是難以一時定論,而必有其長期歷史意義,確有待於各個領域的參與者來進一步詳細反思與前瞻了。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王義雄、金寶瑜、林孝信、紀欣、陳妙惠、陳雪梨、葉芸芸、劉大任、劉沅、羅小如及其他多位參與者提供很多寶貴資訊。2012年6月5日定稿。)

[1] 一九七○年代海外保釣運動不在本文主要討論範圍,請參閱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2001)《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周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

[2] 於梨華(1966)《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於梨華(1972)《會場現形記》,台北:志文。

 

[3] 本章所用各國留美學生統計資料來自: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c., Open Doors Online, http://www.iie.org/en/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

[4] 鄭鴻生(2007)〈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思想》第4期,台北:聯經。

[5] 劉大任於2011年9月新竹清華大學「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研討會時告訴筆者。

[6] 海外保釣運動的起源請參閱: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3/171321578935_4.shtml,以及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周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台灣保釣運動請參閱:洪三雄(1993)《烽火杜鵑城:七○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紀實》,自立晚報;與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7] 台大哲學系事件請參閱: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聯經。

[8] 林盛中(2009年元月28日)〈與《告台灣同胞書》共成長〉,《人民日報》。

[9] 刻鋼版是以鋼筆尖的筆在表面塗蠟的紙──稱為「蠟紙」──上刻寫圖文,然後在油印機上將油墨透過蠟紙印到紙面上。這是在電腦打字、影印機複製出現前,最便宜、最普及的印刷方式。

[10] 何青(2007)《現代辯證法:〈資本論〉新說》,台北:台灣資本論研究會。

[11]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兩冊),台北:晨星。

[12] 倪慧如、鄒寧遠(2001)《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1936-1939》,台北:人間。